深入剖析佛教教育：印顺长老倾囊相授

记者：您是虚云法师的法子，解放前一直侍奉他，您觉得当时的佛教教育方式（师徒教学）与现代教育有什么不同？

传印长老：1954年我从东北来到云居山，当时虚云法师恢复了修行，1956年春我得以跟随他，一直到1959年9月他圆寂，我是他最后的侍者。1957 年，我有幸得到虚云法师法脉未央宗第九代传人的传授。

徐老幻游山林，一生艰苦朴素，以苦行为主，坚持农禅并重的家风；每天早晚参禅，冬腊举行禅七，徐老临堂说法，大众开示很受用。徐老特别注重对后辈的培养，在所住的寺院里，都组织了一定范围的佛学班，如鼓山礼佛学校、云居山慕道班等，规模有三十人、二十人，甚至五六人不等。在云居山，1956年虚老请四川海灯法师到寺里讲经，连当时最忙的农活也停了下来。他说，劳动虽然也是禅，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宣扬魔王波旬的佛教大师们曾说过

他说："修行应从教理入手，从闻、思、修入三昧。他组织寺院里的所有年轻人学习海灯法师所教的半阿班提，从《比丘戒律四分律》开始，背诵描述佛教法师话语的句子

然后是《遗教三经》、《楞严经》（悼念佛教法师的十卷经文

法华经》（七卷）、《天台教观纲宗》等，背熟后再请法师讲解。当时的学习可以说是深入浅出，专攻佛学，其他学科基本没有；现代教育则不同，基础学科很多，可以说世间法的学科都要涉及，外语、历史、哲学是佛学院的重点学科。现代僧伽教育的任务比过去艰巨得多。记者：作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佛学院的首批学员，您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以中国佛学院为代表的佛学院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传印法师：中国佛学院创办于1956年，当时我在侍奉许先生，1959年许先生圆寂后，我于次年考入中国佛学院。当时是免试入学，主要由各省、地、市、县寺院推荐，宗教局、统战部批准，这是 "文革 "前的形式。入学后，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思想和佛教教义。通过学习《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也感受到佛教真理的伟大。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正确性，这与佛教注重分析客观实际不谋而合。

自1958年至1980年的二十二年间，佛教界没有举行过传教活动，这对于佛教界的住持来说，影响是严重的，佛教的命脉几乎因之断绝。1978年起已故院长赵朴老积极筹划，准备恢复中国佛学院，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不像

佛教法师说高以翔

现在开成这样，大家想做又不敢说。于是赵朴老先以佛教文物馆的名义恢复法源寺，再向中央政府请求恢复中国佛学院，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刚恢复那会儿，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确实非常不容易。在赵朴老先生和证果法师的带领下，1980年12月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了中国佛学院新入学僧人的戒会。与1956年至1966年不同的是，恢复后的招生几乎是直接面向社会，因此特别强调佛教信仰；同时，一改过去免试推荐入学的要求，考试科目除佛教外，增加了历史、地理、外语，各科试题均参照当年大学考试试题而出。因此，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佛学院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强调 "思想改造 "到强调 "宗教信仰"，这也是从极左路线回到正常状态的一个大变化。如果说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教育必须重视佛教信仰。记者：作为 "文革 "后第一批赴日留学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向日本佛教学习什么？很多人羡慕日本的学习方式，主张采用日本的教育模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传印法师：应该说，我到日本学习是时代使然，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几年的学习，我觉得受益匪浅。在开阔眼界的同时，我也了解了日本佛教大学的教育情况，所以回来办教育的时候，心里就有了底。从日本回来后，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佛教的根在中国，我们的僧人与日本的传承宗派不同。文革后，年轻僧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也不少。他们根基深厚，有正知正见，有信仰。

日本佛教是宗派子弟世袭制，后代有继承前人事业的责任，所以必须接受宗派教育，取得出家资格。目前，除了鉴真大师的南山瑞那教派外，其他教派都有妻室，可以吃肉，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但是，他们的教育制度确实非常了不起，僧侣资格的晋升和认证必须依靠教育和讲经说法的成就。出家人的资格首先是 "律师"，几年后有了一定的成就，可以晋升为 "小和尚"；有了论文和经济实力，可以晋升为 "和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宗派的贡献，可以晋升为 "和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宗派贡献的增加，可以晋升为 "尚书"；最高级别是 "大尚书"。最高级别是 "大善人"。这种晋升顺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和能力。

我们学习日本，主要是学习他们的教育方法。日本的教育是从小抓起的，他们把这种教育称为 "体美"，即附着在身上的东西，主要是文明礼仪言行举止的教育，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本人好学、敬业、尊师，这也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值得重视和发扬。此外，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对寺庙的管理和园林的绿化，也值得重视和发扬。

对于日本的佛教教育，我们的国情与他们不同，有些地方不能照搬，必须发扬我们自己恪守 "三宝 "的优良传统。严格来说，日本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尤其是僧人，只能属于日本自己的形式。中国佛教史学者牧田四郎先生曾在一所佛教大学演讲时说，日本僧人参加世界佛教大会时，曾一度不被允许坐在僧席上。如果我们照搬日本的佛教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再加上我们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中国的佛教岂不是要全部灭亡？所以，我们只能参考和借鉴他们在佛教教育方面的一些经验，帮助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

记者：佛学院在全国遍地开花，但高质量的佛学院却很少，今后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处理佛学院学习与修行的关系？师资力量薄弱、不稳定是目前佛学院面临的主要问题，请您谈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传印法师：应该肯定，遍地开花是好事，质量不高的问题会慢慢解决。回想1980年以前，我国佛教受到冲击，现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佛教，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气象，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要求。说质量不高，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佛教师资力量不足，其他学科的教师可以在社会上聘请，但佛教教师必须靠自己培养。古语云：身教重于言教： 身教重于言教，古人云："身教者，人恒效之；言教者，人恒告之。"佛教教师不仅要有自己的学历，还要有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都需要一定年限的逐步提高，我自己也不例外。

学与修密不可分，学即是修，修即是学，如眼、如足、如进，缺一不可。学是般若，是眼，修是戒忍入禅法门，如足。有眼不能行，有脚无眼，只能盲修瞎炼。佛学院恢复之初，曾提出 "学修并重，以学为主 "的口号，后来发现这实际上是把学与修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在第五次佛代会上又提出了 "学修并重，教书育人 "的要求，从而强调了信、修、德。这就强调了信仰、修行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佛学院师资不稳定的问题非常突出，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制定佛教教育的规章制度，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愚以为，应参照国民教育体系，制定一套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实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审定、考核和晋升制度。

从日本回来后，我很有信心，我们佛学院的教育水平不比国际上同等的佛学研究机构差，甚至超过他们。我们的佛学课程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日本的基础学科要比我们扎实一些。因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规范佛教教育，关心师资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全国至少应有四、五所高级佛学院，经费由全国统筹（上海、福建很有条件）。我国佛学院在当前财政困难和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记者：当前佛学院的教育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佛教界应该如何争取得到社会的认可，如何使佛教教育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

传印法师 佛法从缘起开始，佛教教育才能慢慢得到社会的认可，目前佛学院的教育既有一定的自主性，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今后要注意发挥自主性的积极作用，克服随意性的消极作用。佛学院是否被社会承认不是主要问题，事实证明，社会需要我们，需求也很大，特别是在家居士中要求学佛的人越来越多，凭我们目前佛学院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努力依法办学。有条件的省市佛协和各大寺院，应多办些短期出家佛学学习班。

记者：如何确立佛学院的培养目标？能否请您对新世纪的佛教教育作一些展望？

传印法师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现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召开的汉传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已经确定了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即 实行初级（寺庙）、中级（各地佛协、大寺庙）、高级（中国佛教协会）三级教学体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国爱教的学员。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和较高造诣的青年僧才，逐步成长为寺院管理、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的中坚力量。

新世纪的佛教大有可为。面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佛教应该迎头赶上，积极吸收高科技成果，为弘扬佛法服务。创办一所佛教大学，办一所远远不够，日本有那么多佛教大学，我们中国至少要办两到三所，否则与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我设想在西藏应该有两所，在云南应该有一所，在中文系应该有三所。同时，新世纪的佛教教育应广开门路，不应局限于培养青年僧才，而应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注意吸收社会青年，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教教育，以实现 "净化人心，庄严世界 "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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